道德衰败:一个神话?(图)

所谓古代道德高尚,此后道德不断衰退的说法,也许不过是人们因为对现状不满,把古代理想化的结果。

道德滑坡似乎成为了当今社会的流行词。不少文章都在质问,当今中国道德滑坡严重,表现为正义得不到伸张,助人者蒙冤赔偿;路见伤者担心惹火上身,只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11年10月的小悦悦事件)。这些表述给人的感觉,是整个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对于中国这个号称有着数千年文明史,而且一直强调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古老文明国家而言,大有末日将临的味道。仿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除了教会人们发财赚钱,所有传统道德都被弃之不顾,社会道德不是滑坡,简直是彻底破产了。

不过,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所谓道德滑坡或者道德崩溃的担心。笔者不了解中国历史,对从古代以来流传到今天的传统道德,也不甚了然(实际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中探讨传统道德时,它们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恐怕也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因为多年教授希腊罗马的历史,对古代人谈论的道德滑坡略有认识,这里写出来,虽不免因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有隔靴搔痒之感,也许多少能有点启发。

就目前的文献而论,较早谈及道德滑坡问题的,是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作为经历了雅典民主政治鼎盛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爱国者,修昔底德对雅典人的“道德滑坡”,感同身受。由于古代雅典要求于公民的道德,主要是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因此,修昔底德有关雅典人道德的评价,主要也是从国家层面着眼。批评的主要对象,则是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政治家。抨击的主要理由,则是伯里克利一心为公,从不贪腐,能够领导人民。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话说,是伯里克利在领导人民,而不是人民在领导他。而在他之后的那些政治家,因为能力和道德的限制,相互争权夺利,争相讨好人民,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以至于在战争中犯了大量错误,最后在战争中惨遭失败。雅典不但损失了大量人力物力与帝国,连独立都不保。

修昔底德开创的先例,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演说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对于公元前5世纪而言,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既缺乏雄厚的资金,也缺乏强大的军队,在战场上和外交上似乎屡屡碰壁,先受制于斯巴达,后为波斯操纵,最后被马其顿战败。于是,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都忙于讨论雅典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其中的不少人,如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等,再度把眼光转向道德。

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强大,源自那时实行所谓先祖的民主,先祖民主的典型表现,就是政治家们道德高尚,一心为国。甚至政治家们之间的争斗,都有利于国家。而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家们,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荷包,想着如何从国家和富人那里捞取钱财和官职。德摩斯梯尼谴责的,则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敏于行动,积极为国尽忠,而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只会在公民大会上坐而论道,却缺乏行动的精神,坐视马其顿一天天强大,终于丧失了宝贵的自由。

无独有偶,当罗马共和国进入最后一代100年时,罗马人也开始讨论他们的道德问题了。而且在那时的罗马人看来,共和国后期的罗马所以内乱频仍,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早期罗马时代的道德到共和国后期已经崩溃了。撒路斯特是最早明确点出这一点的人。在《朱古达战争》中,他如此歌颂早期罗马共和国的道德所带来的罗马的强大:

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战场上,都培养美德。到处都表现出最大的和谐,人们几乎不知道贪欲为何物。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争吵、不和和争斗都是保留给他们的敌人的。公民和公民之间所比试的只是看谁能成就更多的功业。对诸神的奉祀,他们是毫不吝惜的,但在家中他们过的却是简朴的生活,对朋友也是诚心实意的。他们通过实现战时的勇敢与和平时期的公正这两种品质,来省察自身、监督其国家。

可是,到共和国后期,具体说是迦太基被消灭后,罗马的风俗变得不可容忍,掌权的罗马显贵们首先腐败,腐败的原因,则是对财富、光荣和权势的追求:

一旦财富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当光荣、军事统帅权和政权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时候,美德便开始失去其光彩,贫困被认为是耻辱,廉洁反而被说成是一种恶意的表现。因此,由于财富的缘故,同狂妄自大结合在一起的奢侈与贪婪便沾染上了我们的青年一代。他们干着掠夺的勾当,毫无节制地浪费;他们毫不珍视自己的财产,却又觊觎别人的财产;对于节制、贞节,人的和神的一切事物,他们无不采取蔑视的态度;简言之,他们既极为胆大妄为又毫无顾忌。

然而,撒路斯特并不是唯一如此评论罗马共和国道德滑坡的人,李维说得更加明白: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通过哪些人以及运用哪些才能建立和扩大帝国;然后应注意到,随着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最终开始倾覆,直至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罪过,亦不能忍受补救措施的今日。

对李维而言,早期罗马之所以能从蕞尔小邦逐步崛起,最终一统地中海,建立庞大的帝国,是罗马人谨守清贫和道德高尚的结果。共和国后期的内战,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贪欲的扩张,导致罗马人物欲横流,道德崩溃,产生了无法医治的弊端。

因此,在具体叙事中,李维十分注意罗马人道德高尚和一心为国的例证,描写了足以表现罗马传统美德的一大批公而忘私、富有爱国热情的政治家的作为:辛辛那图斯亲自耕种自己的农场,奉召出任独裁官,打败敌人后立刻解甲归田;费边家族自费出征,接替国家的责任对维伊进行战争,最后中伏全军覆没、仅余一丁;卡米路斯攻占维伊,却被罗马人民流放,但在高卢人攻陷罗马后,他立刻率兵赶赴罗马驱逐高卢人,并在罗马人打算放弃残破的罗马迁都维伊之时,苦口婆心地说服人民放弃那不当的主张。

可惜李维关于共和国末期历史的记载失传,让我们无法了解他到底记载了罗马人道德破产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不过,在他之前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已经对此有所暗示。按照他的说法,罗马人道德的大规模滑坡,应当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时,当时他在高扬消灭迦太基的西庇阿无限美德的同时,抨击了大多数罗马人的贪婪和腐败。到公元2世纪的普鲁塔克时代,所有古代强大的国家,人民无不道德高尚,一心为公。他笔下一大批古代的政治家,从希腊人的莱库古、梭伦,到罗马的罗慕路斯和卡米路斯,都被刻画成为美德的典范。至此,古代共和政治源自公民美德的传统,成为西方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潮流之一。

有意思的是,近代早期的欧洲,特别是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古代的道德又开始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把古代共和国的存在与发展,与古代人的所谓美德联系起来。马基雅维利等意大利人把美德视为古代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孟德斯鸠把罗马人的美德与共和政治的存废直接挂钩。卢梭更直白,把斯巴达的禁欲、克制和鄙弃财富以及文化上的荒漠化作为古代美德的象征,并把奢侈与道德堕落直接等同。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hteepack.com/,奥格斯堡不少人似乎认为,近代欧洲的共和制所以不能实现,盖因为近代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私事,人的道德已经受到奢侈侵蚀,无福消受共和政治了。

然而,所谓古代道德高尚,此后道德不断衰退的说法,也许不过是人们因为对现状不满,把古代理想化的结果。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作家赫西奥德已经给人们勾勒出了一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堕落进程,古代中国的儒家给我们描绘的,也是一个从人类道德高尚的大同世界,走向日益堕落的小康社会的历程。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古代是否有过所谓道德高尚的时代,令人生疑。其次是国家衰退与道德堕落是否存在联系,疑问更多。

就雅典而言,她最早的政治家提修斯可能就是个盗匪,曾参与绑架斯巴达公主海伦;就斯巴达而言,据传确立斯巴达政体的莱库古,是否有其人都是疑问,所谓的道德高尚,就更缺乏证据了。他所确立的政体,显然也是对有产阶级有利。

最为古代作家和近代学者称道的早期罗马的创建者罗慕路斯,抛开其本人的出身不论,居然为了争权谋杀了自己的弟弟,又鼓动罗马人借举行舞会之际,劫夺萨宾人妻子和女儿,强行霸占为妻,以至于引起双方的冲突。早期罗马历史上,滥用权力的官员比比皆是。

号为古代贤人楷模的卡米路斯,其清白也不完全没有疑问,以至于连他的朋友都认为,他如果希望避免惩罚,只能选择自动流放。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关键时刻,罗马的那些显赫人物也没有忘记争权夺利。

所以,所谓所有人一心为公的道德高尚的时代,不过是后来人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儒家所谓的古代大同,早已遭到法家的解构。今日任何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那不过是儒家的道德乌托邦。

同理,所谓的道德衰落,很大程度上也是神话。早在上世纪初,德国学者霍莫已经证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国家仍然是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它雄厚的财政实力,强大的海军,能干的将领,确保雅典能够立足于战乱频仍的世界,并且在马其顿人逼近之时,勇敢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如果雅典人真的一心只关心自己的荷包,如何解释那些在喀罗尼亚为国捐躯的将士的行为!牛津大学教授多尔更证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人,较之公元前5世纪或者更早时期的雅典人,整体道德水平没有任何所谓的堕落。

就罗马而论,虽然共和国末期出现过不少为了权力挥兵罗马的苏拉和恺撒之徒,但同样也有为共和国战斗到底的西塞罗以及众多其他人等,就私人道德而论,据阿庇安记载,当后三头发布公敌宣告之时,曾经有不少被宣布为公敌的人,或者为他们的妻子,或者为他们的亲属拯救,后来在政治上继续有所作为!

就近代欧洲而论,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与古代比较,今人的道德,在很多方面较古代有很大的提升。妇女的赢得平等地位,奴隶制的废除,职业的相对平等,以及对基本人权的重视,应当无人否认,早已远远超越古代。然而自近代以来,西方不少人也都在谈论今天的所谓道德堕落问题。而且在不少中国学人看来,今天西方人的道德高尚,适足以成为当下中国人道德堕落的对照。

许多人在谈论现在的所谓道德滑坡时,总喜欢拿过去说事,声称现在的中国人道德严重衰退,而过去曾经道德高尚。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首先,什么时候是道德高尚的时代?所谓的道德高尚,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恐怕你问100个人,也许会有100个不同的答案。不少人可能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可能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些也许会想到民国甚至更早的时候。然而那时的中国人真的就道德都非常高尚吗?恐怕不是。

远的不说,就说上世纪50-60年代,那时的人们确实在某些方面留下了某些道德高尚的例证,典型的表现是所谓一心为公,绝不徇私。然而,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为了从运动中脱身,不少人都做过违背良心的事情。甚至为了完成指标,将一些本来没有任何问题的人打成或者反革命,更不用说那时的所谓地主富农之类,很多人甚至得不到基本的人道对待。“文革”时期,高层有“”,基层有众多的派系斗争,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为了夺权不惜诉诸武力。道德高尚在哪里?

再往前说,如果人个个都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恐怕今天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国革命就没有了任何基础。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道德,也未必就高尚到哪里去。否则那时也就不用提倡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倡五讲四美了。那时实际已经开始的造假,不过因为媒体不够发达,不为人们所知罢了。那么,请问什么时候是人们心目中道德非常高尚的时代,是明朝和清朝,还是更早的时候?

确实,当今社会正处在急剧的变化和转型之中,传统的道德体系中,有不少已经崩溃或者陷入危机。对此,我们可以部分赞同滑坡论者的观点,某些方面的问题,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诸如不计后果的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甚至为了所谓的名气和利益,置基本的道德底线于不顾。更要命的是,道德底线的被突破,很多时候始自所谓的精英阶层或者明星们,影响特别恶劣,影响也随之倍增。但此类案例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则是我们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在提升。人们之所以对“范跑跑”们嗤之以鼻,对小悦悦未能得到及时救助而愤怒,对牛奶中的三聚氰胺口诛笔伐,一则是因为当今媒体的公开和发达,让这些恶劣案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大多数人基本的道德认知,显示了社会整体对道德水平要求的提升。举例来说,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近日的芦山地震,大批民间人士或者自己驾车,或者由单位组织,冒险前往灾区救援。至于社会的其他方面,人们日常交往中的互帮互助,乃至患难之际雪中送炭,例证更是不胜枚举。这个时代确实出现了不少父子、夫妻为财产对簿公堂的案例,但我不揣冒昧地说一句,如今主动向父母表示孝心的子女,即使比例不比过去高,至少不比过去少。仓廪实而知礼节,毕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多数人有意愿、也有能力,向自己家的老人表达心意。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当今不存在道德问题,甚至某些方面的滑坡。我想表达的不过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道德高尚之人,也从来不缺道德败坏之人(即使在事关民族生死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也都是既有大量的民族英雄,也有数量不菲的汉奸),我们不能片面地根据某些方面的问题,一味指责当今的道德滑坡,甚至为了某些不堪的目的,主张回到那本不存在的道德高尚的过去。

而当今人们所说的很多问题,并不完全属于道德范畴。滥用食品添加剂;药品造假;产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甚至为人师表的教授,有些时候也变成了叫兽。但它们中的大部分,不属于道德调节的范畴,应当由法律监管。官员贪污受贿,企业造假,医生滥开药,教师侵犯学生,难道靠道德的说教和自律够吗?如果把这些问题都归因于道德败坏,转而寻求那根本就不存在的道德乌托邦,不免过高估计了道德的作用,也会让道德不堪重负,并且会掩盖我们制度和法制建设某些方面的缺失。

如果我们把《圣经》中耶稣的话略加改造,也许可以说成,“让道德的归于道德,让法律和制度的归于法律和制度。”两者虽然不是泾渭分明,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论,道德建设应主要由民间和习俗来调节,法律和制度的建设,才是消除某些社会弊病的根本,而且它们的建设和发展,会进一步促进道德的回归和向上。

从这个角度看,清华大学万俊人的看法显然更加理性,也更值得肯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4日第4版)。他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下的社会转型,不能因为部分人的见死不救、道德冷漠和商业欺诈,就简单地判定世风日下,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大量感天动地的道德英雄,诸如“美丽妈妈”、“勇敢司机”等(也许还应加上芦山地震中的“最美志愿者”和“最美女教师”等)。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的不是模糊的、言人人殊的所谓传统道德,而是现代公共道德,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其基础是现代法制体系和现代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只有“立基于健全的现代法制秩序,公共道德才有可能建立并赢得公共信任,确立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

笔者希望补充的是,人类的道德,实际上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变革和更新,并且在变革和更新中,既突破某些传统的理念,同时也创造新的规范。人类不断追求完美和美好的性情,让他注定会针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发难,进而对现实进行批判,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进步。而对现实不满的表现,在部分人那里表现为对未来的信心,但对很多人来说,则更希望他自己根本不理解的理想化的过去,就像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那样,回复到所谓的“先祖政制”。也许若干年后,当中国人遇到新的社会问题时,我们自己时代的正面案例,也会被某些人视为道德高尚的范例,成为那个时代的道德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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