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齐德学:中苏同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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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同苏联政府缔结了有效期为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实现充 分贡献其力量。”“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在缔结这一条约的同时,中苏两国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国同苏联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正准备集中精力用三年左右时间恢复国民经济,根本没有料到很快就进行一场战争,更没有料到是以志愿军名义同美国进行一场战争。中苏同盟 的建立在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苏联是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强大后盾。用斯大林的话讲,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1]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说:抗美援朝,“在政治上,我们有同盟国家,友好国家的支援”。[2]同盟国家就是指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国家。苏联是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强大后盾的主要表现如下。

中苏同盟的建立虽不是针对美国的,但中苏同盟建立本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对美国将朝鲜战 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具有制约和威慑作用。1950年10月5日,斯大林在给的电报中,关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问题表明了苏联政府的态度。他在电报中说:“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他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3]

朝鲜战争期间,曾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和曾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范佛里特等,一直主张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美国军政当局始终没有采纳他们的主张,没有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包括没有使用和放弃1953年春大规模登陆冒险企图。之所以如此,美国军政当局的主要考虑,就是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1年5月初至6月下旬,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合主持召开的关于美国在朝鲜应采取什么政策问题的听证会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以及三 军参谋长和前国防部长等均出席了听证会,都认为麦克阿瑟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的主张会冒巨大风险,都反对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艾奇逊6月4日在听证会上指出: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就会给俄国一个合法的借口干涉这一战争,中苏之间的条约具备这样的性质。同时中国人也会根据这个条约,要求俄国人这样做。[4]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在5月15日的听证会上指出:赤色中国不是一个足以寻求世界霸权的强盛国家,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 误的战争。”“进攻中国并不是一个能起决定作用的行动,不能保证朝鲜战争的结束,也不会使中国屈服。”[5]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11月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后,考虑结束朝鲜战争出路时,放弃了大规模登陆冒险的选择,也是由于这个考虑。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说:如果“采取除了常规的地面进攻以外的行动”,即不惜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冒险: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把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同时打击中国在满洲的机场,封锁中国海岸,还要采取其他类似措施”,这需要增加至少3个美国师的兵力,还要再扩充南朝鲜军两个师的兵力。为了“避免进攻时付出过分高昂的代价”,还要使用。但是对于具有坚固地下工事的志愿军和人民军作用不大,并且要取得盟国主要是英国的赞同,否则会“和盟国之间造成分裂情绪”。美国最担心的还是苏联可能作出反应,担心美国占领的日本遭到苏联报复性攻击。[6]

中苏同盟之所以对美国将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具有制约和威慑作用,不仅仅因为苏联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和领袖,更主要的是苏联是当时唯一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与美国抗衡的国家。一旦苏联被拖入这场战争,就可能演变为世界大战。周恩来曾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真正进攻我们的大陆,那就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战争问题,我们和苏联已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打起来,就是全面性的打。”“我们今天不是孤立的,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和联合国都晓得,它要发动战争,那就意味着这是世界大战。”[7]虽然美国和苏联相互戒惧,甚至苏联的戒惧多一些,但无论美国还是苏联当时都不具备打世界大战的条件,都惧怕打世界大战。因此,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国当局在命令麦克阿瑟军事占领全朝鲜时,就对麦克阿瑟在朝鲜“三八线”以北的军事行动作了明确规定:“你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跨进满洲或苏联与朝鲜的边界,而且作为一项政策,不得在靠近苏联边界的东北省份或满洲边界地区使用非朝鲜地面部队。”“如果苏联在三八线以南公开或隐蔽使用大量部队,你得进行防御,不得做出恶化局势的举动,并向华盛顿报告。如果你的部队在三八线以北行动,而苏联大部队公开调用兵力,你必须采取同样行动对付。你不能仅仅因为在目标区域发现苏联或中共军队而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的空军和海军行动。但是,如果苏联或中国人提前宣布他们有意重占北朝鲜,并警告说他们的部队不应受到攻击的话,无 论这种警告是明确的还是暗示的,你都得立即向华盛顿汇报。”[8]而苏联也没有接受朝鲜关于“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9]的请求。

一是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决策后,就派周恩来和去苏联养病的,就中国一旦出动志愿军到朝 鲜作战,请求苏联出动空军掩护和给予武器装备援助问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斯大林除没同意苏联出动空军直接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外,周恩来提出援助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的请求,苏联方面全部予以满足。[10]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1950年11月7日,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于1951年1—2月为中国计划用于朝鲜战场作战的12个军共36个师提供步兵武器装备,并随电开列需提供的武器装备清单:苏式步枪14万支,子弹5800万发;苏式自动步枪26000支,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子弹10万发;1000吨。[11]这个请求获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并如期提供。此后,中国政府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陆续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其他军事援助和装备订货的要求。

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2.35亿卢布的贷款,用以购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并规定,中国从苏联的军事订货,包括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在此以前的订货以全价付款;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12]

斯大林还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指出:由于过去苏联没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米格—15战斗机,并估计米格—9战斗机能敌得过美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看这是一个错误,这一错误的责任应由苏联来负。作为纠正这一错误的行动,苏联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战斗机(只收运输费),用以改装中国6个米格—9歼击机师,第一批72架于6月20日前运抵中国,其余300架分批于8月初前运抵中国。[13]

从1951年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武器陆续全部统一更换了苏联装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装备的所有飞机、志愿军炮兵装备的主战火炮(包括122毫米口径、152毫米口径榴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等)、志愿军反坦克炮兵装备的76.2毫米口径野炮、志愿军高射炮兵装备的所有高炮、志愿军装备的所有坦克、志愿军装备的所有卡车等,都是来自苏联的援助。

二是苏联在保密状态下派出空军部队掩护朝鲜清川江以北地区的铁路运输。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7月初,中国拟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时,斯大林就曾许诺:“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14]在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时,中国曾请求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苏联领导人没有兑现先前的承诺,先是说苏联空军没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后又说为避免与美国军队发生对抗,只派遣志愿空军部队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帮助中国进行防空,但不越出中国国境,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15]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因运输补给能力弱,加上美国空军疯狂轰炸封锁,志愿军没有空军掩护,而战场运输极为困难,“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16]。1951年1月3日经周恩来、、刘亚楼与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协商,苏方同意自1月10日起,出动两个米格—15歼击机师共124架飞机,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线日,根据彭德怀的意见将志愿军拟采取的轮番作战计划及在朝鲜作战的困难电告斯大林,指出:“彭德怀同志十分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平壤、元山之线及其以北机场担负掩护任务,并希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能移入朝鲜境内。”[18]斯大林于3月3日复电,同意以苏联两个歼击机师出动到朝鲜境内掩护朝鲜清川江以北铁路运输,也同意将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移入朝鲜境内。[19]当时朝鲜境内没有可供使用的机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紧急修复和新建朝鲜境内机场尚未开始使用即遭美军轰炸破坏。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以中国境内安东等地机场为基地,从1951年第二季度开始出动到朝鲜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作战。此后直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苏联空军始终保持2个师共4—7个团,120—210架飞机,在这一地区上空作战。其间,1951年9—12月还担负了带领志愿军空军作战的任务,并与志愿军空军共同夺取了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制空权。美国远东空军称这一地区为“米格走廊”,并不得不决定放弃美国第5航空队对清川江以北铁路的轰炸,10月初开始集中轰炸清川江与平壤之间的铁路。10月底,美国远东空军又被迫全部取消了B—29战略轰炸机昼间的轰炸行动。[20]苏联空军出动到朝鲜作战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苏联飞机上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飞机的标志,飞行员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的服装,说中国话,禁止使用俄语。

三是苏联派出空军部队协助中国进行国土防空。早在1950年2月,经与苏联政府协商,苏联派出一个混成航空兵集团协助中国担负上海、杭州地区防空任务,3月13日至5月11日,在上海、杭州和徐州地区连续击落前来空袭的军飞机5架,此后,空军不敢轻易空袭上海、杭州地区。苏联该航空兵集团于当年10月回国。在东北边防军组成后,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并经同意,1950年8月苏联派一个歼击机航空兵师驻扎在中国辽阳、鞍山地区,协助中国担负沈阳地区的防空任务。[21]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后,应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同意,连同已在中国的一个歼击机航空兵师,苏联先后派出11个歼击机航空兵师,驻扎在中国境内,协助中国担负吉林、公主岭、安东、沈阳、辽阳、鞍山、唐山、北京、青岛、广州等地的防空任务。待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击扩建的空军歼击机航空兵部队逐步独自承担起国土防空任务后,苏联驻扎中国境内协助防空的航空兵部队从1951年7月起陆续回国。[22]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为解决志愿军战场作战需要向苏联请求的武器装备并非都是有求必应,比如关于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炮弹、85毫米高炮炮弹等苏式炮弹不能满足需要,致使1952年9月14日,志愿军在给部队下达进行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命令时,就强调“要节约弹药(尤其苏式炮弹进口很少,库存亦将用完),特别要发挥迫击炮以下火炮的作用”。[25]为防备美军1953年春在朝鲜侧后海岸进行大规模登陆进攻,1952年12月16日,致电斯大林,请苏联于1953年1—4月为志愿军提供624门各种苏式火炮及这些火炮的配件、各式炮弹235.5万发,但斯大林答复,到1953年底除按计划提供60个师装备中20个师的火炮1320门和炮弹80万发外,只能在1953年1—4月再提供12月16日电报中所提624门炮的332门和235.5万发炮弹中的60万发[26],致使1953年5月志愿军开始举行夏季反击战役时,苏式122毫米榴弹炮炮弹前后方共有不到20万发。志愿军再次强调节省榴弹炮炮弹,充分发挥迫击炮的作用。[27]此外,关于60个陆军师装备的谈判也非一帆风顺,并且有些装备已是老旧品。但在中国自己不能生产这些武器弹药的情况下,苏联的上述军事支援,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现代化建设,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美国于1949年11月联合15个西方国家组成“巴黎统筹委员会”,就开始对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并积极支持和配合跑到台湾岛的蒋介石集团利用海空军封锁,阻挠任何国家商船进入中国大陆的港口。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又以其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直接封锁中国大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后,特别是美军在朝鲜战场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沉痛打击后,美国为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实施报复,于1950年12月开始对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和澳门)实施全面禁运,并冻结中国在美国的所有公私财产并置于美国的管制之下,禁止所有国家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往中国大陆各港口。1951年5月美国当局虽然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被迫放弃了军事占领全朝鲜的战略目标,而谋求通过停战谈判沿“三八线”一 带实现停战,但并未改变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为敌的政策,并进一步利用联合国对中国和朝鲜采取制裁措施。美国当局于5月16日作出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的决定,18日,即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施禁运的决议,强行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对中国和朝鲜禁运具有战略价值的用品和物资,以影响朝鲜战场的形势,减轻“联合国军”方面的压力。据此,1951年6月和7月,英国和法国先后列出各自禁运物品的清单。英国列出13大类、法国列出10大类对中国禁运的物资。10月26日,美国国会批准了《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案”),更加强迫美国的直接和间接受援国与美国合作,对中国实施禁运,并开列了更为详细的禁运物品清单。在美国的威胁和利诱下,先后共有40多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禁运。[28]

为帮助中国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禁运和经济封锁,苏联积极同中国发展贸易,1950年中苏贸易额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0%,到1953年则上升为56.3%。[29]同时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阵营其他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蒙古、越南等,先后与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其中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成为中国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波兰还同中国建立了中波合营轮船公司,中国或中国委托他国从西方国家进口的禁运物资,大部分是由该公司运输的。中国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1950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4%,1951年上升为52.9%,1952年上升为72%,1953年上升为76%。[30]这对打破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禁运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就援助141个项目,其中包括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和朝鲜禁运的决议后,苏联向中国援助的91个项目。苏联为这些工程建设项目提供成套设备,派遣专家,从设计、施工、技术培训到仿制生产等方面提供全面技术援助。苏联还帮助中国原有几十个军工企业进行扩建和技术改造。苏联的援助,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一成立,美国在对新中国采取政治颠覆、经济封锁、军事包围政策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了孤立的政策,并联合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此,苏联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方针。从1950年1月起,为抗议美国拒绝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则拒绝参加联合国会议。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1950年8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根据苏联政府指示,重新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并担任8月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8月4日,苏联代表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并在提案中提出,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同月24日,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身份致电当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和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措 施制裁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极力阻挠和反对将其列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议程。而当月安全理事会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据理力争,会同其他国家代表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的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最终将中国政府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列入议程。11月下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于28日在安全理事会上控诉了美国侵略台湾的罪行,并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三点建议:“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 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证太平洋的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处理朝鲜问题。”这是联合国会场上第一次响起新中国外交代表的正义之声,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在1951年2月1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9月初美国操纵片面对日本媾和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签字等,苏联代表及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阵营国家代表 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1952年10月14日至12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政府代表团向联大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关于联合国除名台湾“代表”的提案;关于开除政府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提案。10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大第一委员会上发言,揭露美国阻挠朝鲜统一、破坏停战谈判的事实,全面批驳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观点,其中着重驳斥了美国在战俘问题上提出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并提出苏联政府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后经苏联、中国、朝鲜三国政府磋商,苏联政府代表团于11月10日和23日两次进行修改补充,最后提出如下内容提案:“建议朝鲜的交战双方按照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立即完全停火,就是说,双方停止一切陆、海、空军事行动,战俘遣返的问题应交给苏联提案所规定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决定。”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美国、联合王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责成上述委员会立即采取 措施,本着由朝鲜人自己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精神解决朝鲜问题,此项措施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在内。”[31]

虽然,苏联政府代表团提出的这些提案均遭到美国政府代表团的否决,而没有被联合国大会和有关委员会采纳,但是,这些提案及维辛斯基的发言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意愿。

总之,因为中苏两国建立了同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成为中国人民的强大后盾,对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和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时都讲到,苏联的援助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支持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彭德怀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与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分不开的,是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分不开的,是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分不开的。三年多来,这些支持和援助一直在鼓舞着我军英勇地前进。”[32]邓华也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日益发展强大,使得美帝国主义不敢扩大战争,这就给了我们以最大的帮助。同时,苏联为了维护世界 和平,一贯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朝鲜停战谈判也就是在马立克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发表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倡议的基础上开始的。在历次联合国会议中,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曾给予严正的斥责,对美帝国主义大肆屠杀朝鲜人民,并施用灭绝人性的细强战、毒气战,以及奸淫烧杀等无耻行为,都有力地予以揭露。动员了全世界人民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进一步地展开反对战争、保卫持久和平的运动。这就有力地支援了我们的正义斗争,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和胜利信心。正因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力量的强大,动 员了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于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加剧,美帝国主义愈益孤立,给我们在国际上造成有利条件,朝鲜战争才能停下来。”[33]

[1]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1950年10月8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3]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1950年10月8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87页。

[4]《参考消息》,1951年6月5日(美新处华盛顿4日电),《参考消息》1951年6月合订本第52页。

[5]《参考消息》,1951年5月17日(美新处华盛顿15日电),《参考消息》1951年5月合订本第210页;布莱德雷:《将军百战归》,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37页。

[6]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10—213页。

[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107—108页。

[8]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军事占领全朝鲜给麦克阿瑟的指令,1950年9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470页。

[9]朝鲜劳动党中央金日成、朴宪永关于请求苏联给予直接军事援助的信,1950年9月29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78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11]关于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7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96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13]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米格—15飞机问题致电,1951年5月22日,1951年5月26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445—447页。

[14]斯大林关于中国在中朝边境集结部队问题致苏联驻中国大使转告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7月5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367页。

[1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第87页。

[16]关于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1951年3月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164页。

[17]周恩来关于空军参战及部队武器装备问题给的报告,1951年1月4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18]关于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1951年3月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164页。

[19]斯大林关于苏联空军入朝作战问题致电,1951年3月3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433页。

[20]劳伯特·F.富特雷尔著:《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1950—1953年)》第2卷,空军党委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办公室1962年译印,第540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上卷,第168页和第165页注释②[18][2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页。

[23]关于请求苏联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9月20日,1950年10月4日;斯大林关于苏联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问题致电,1951年10月7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493—499页。

[24]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25]邓华、、朴一禹、甘泗淇、张文舟关于进行战术反击的命令,1952年9月14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第272页。

[26]斯大林关于1953年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致电,1952年12月27日,1953年1月15日。《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第572、578页。

[27]邓华关于举行夏季反击战役的几点意见,1953年4月20日。邓华著:《论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指导》,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29]沈觉人:《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259页。

[31]在联大全体会议12月3日会议上维辛斯基关于朝鲜问题的发言,《人民日报》,1952年12月6日。

[33]邓华向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作的报告,1953年10月31日。邓华:《论抗美援朝战争的作战指导》,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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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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